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持多样化的审美,探讨发展民族声乐的方法

民族声乐从广义上可包含民歌、新民歌、戏曲、说唱四大类型,在我国56个民族中,融合了各地方言、风俗习惯等,形成多种多样的演唱技巧、演唱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再加上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更多西洋美声唱法也流入中国,而人们对美的追求与欣赏水平与日俱增。本文结合当前多样化审美状况,对发展民族声乐的方法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创造更富个性化的民族声乐艺术。     

论摄影意象美的意蕴与构建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概念,是造型艺术超越机械写实囹圄的表达空间,是艺术家心中的风景与气象。摄影意象的提出旨在实现对摄影机械写实属性的超越,本文追溯了摄影意象的渊源,并对摄影意象美的意蕴作了阐释,进而提出了摄影意象美的构建前提与手法,旨在为摄影赢得意象表现自由做前沿性的探索。     

On Shi Tiesheng＇s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Life

＂路＂在史铁生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由于双腿瘫痪,他无法走路;将近四十年,他不断地探寻人的生命困境的缘由与终极希望之出路。从荒诞的命运谜路走向＂爱命运＂的审美与艺术之路,他经历了漫长的求索之路;至终他坦然认同并走在仰望与奉献的爱愿之路上,完成了他的＂过程即目的＂的人生突围之路。     

汉语口语审美范畴论析

“韵”、“势”、“味”、“趣”是汉语口语的四个审美范畴,它们涉及到了汉语口语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韵”的基础上构成了更加富有整体性和节奏感的“势”；从口语审美的内涵上,取“味”范畴作为代表,“势”是“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汉语口语的内外结合上,用“趣”范畴来表达汉语口语与其他口语的区别.这四个范畴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组成了认识汉语口语美学现象的网络上的纽结.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及其反思

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是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重要事件之一。论争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鞭策固然对布拉格学派有所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布拉格学派仍从其自律论的立场阐释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即通过母语教育,要求个体达成审美自觉。这也意味着布拉格学派要求民族国家的公民认知、理解本民族的语言和艺术传统,此二者正是民族国家的自然基础。这也是艺术自律论的目的。     

试析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审美倾向

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由于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剧本创作中表现出“以刺世事”和“凭心而言”的审美倾向。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关心时政、“以刺世事”的积极面世的创作倾向的形成得益于在湖南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新式教育和亲戚朋友爱国思想的熏陶;他们擅于捕捉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情的“凭心而言”创作姿态的形成则离不开孩提时在湖湘故土养成的“诗心”主体。历史的、民族的群体实践以及社会、文化的遗传因子对湖南剧作家审美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潜隐却是重要的作用。     

中西诗人诗化人生谈略

诗意人生,是一种审美人生;诗化世界,便是一种审美世界;这是中西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和意义世界。这种追求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审美方式,西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宗教方式。中西不同的审美文化产生两种不同的诗化人生方式;即中国的崇尚虚静和西方的标举迷狂。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诗人之所以要在自己的人生中设立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完全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之缘故,这是中西诗人人生诗意化的理论前提。     

断裂与和谐——李煜的词与人生

李煜一生,既有贵为人主尽享荣华之独尊,也有国亡被俘,身为阶下囚之屈辱,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人君主,其遭遇令人深思,其旷世才华才华更令世人千载之下仍追慕不已。学界不乏对李煜的研究,但多止于泛谈和简单的文本分析,缺乏对其真正的理解。李煜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于他与世界基本联系的许多方面都是断裂的,但在李煜的内心始终有一片诗与哲的净土,在艺术审美天地中他实现与世界的对话抗争乃至构建新的和谐。